数字化关系到国家文化命脉

　　现在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但是就中国来讲，我觉得起步确实有一些慢。我从事敦煌学研究的时间比较长，敦煌这个领域，过去我们是到国外去抄文献，后来一些出版社有了动力，就做了大量黑白的图录，如英藏文献、法藏文献、俄藏文献等。但是在中国做图录的时候，英国就已经开始做IDP（国际敦煌项目）。其实，英国人在敦煌学的研究上并没有很大贡献，但是在敦煌文献的数字化上确实有非常大的贡献，有超前的意识。

　　在“十三五”古籍出版规划讨论的时候，各个出版社都策划要在5年之中出多少本整理本古籍，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古籍可以整理。我提出，与其这样，为什么不搞古籍数字化，将国家用于古籍整理的经费支持中华书局等单位，牵头开展数字化整理。当时有3位老总站起来说我们的书卖不出去，不能搞。但现在开放了，非搞不可了，中华书局也已经开始牵头搞了。实际上，古籍数字化整理的东西跟纸本是两码事，并不影响纸本古籍的发行，而古籍数字化一旦弄好了，各大图书馆必须买，没有不买的，所以它实际上可以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古籍数字化的大部分经费来源于国家和各类基金会支持。古籍数字资源非常便于学术使用，但与国外相比，我们的古籍数字化工作已经相当慢了。

　　然而，我们中国人多力量大，所以一旦着手开展这项工作的话，很快就能上去。当时讨论“十三五”古籍出版规划的时候，我就强调一点，数字化是一个国家战略，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比如IDP的负责人魏泓要建成一个敦煌的数字帝国，而这个帝国都由她来把控，就是要把所有的数字化资源汇聚到英国。中国国家图书馆自己上传数据，但其他一些国家或较小的单位觉得没必要，就直接将图片数据交给英方来上传，一旦设在英国的服务器坏了，我们就都看不到了。这就涉及国家战略问题，因为一旦由英方掌握数据上传权限的话，原数据由对方掌控，那边出点什么事，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工作了。

　　所以我把当时的发言稿整理后，由程毅中先生给李克强总理写了一封信，表明数字化是一个国家战略，所有的东西得由我们自己掌握、自己上传，这个原数据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虽然古籍是全世界的共同资源，但不管谁做过，我们都还要自己做。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刘俊文先生是很有眼光的，他非常早就意识到了这个东西的重要性。现在他建立的古籍数字资源巨大，虽然是个人工程，质量存在一定问题，但毕竟他有这么大一个数据库，国外相关机构全都购买。

　　这是我第一点想说的，数字化是一个国家战略。

　　第二点，古籍的数字化会带来一个古籍重新发现的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大的馆藏，但还有很多小的馆藏，过去是看不到的。而现在一旦数字目录发布了，甚至全文发布以后，我们不论做什么研究，都有可能在无意之中发现很重要的研究素材。

　　我指导学生研究中外关系史，这种古籍文献的新发现对摩尼教、景教、三夷教的研究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摩尼教和景教的研究，多年来在文献上几乎没有新的发现。在沙畹写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陈垣写完《摩尼教入中国考》后，几乎就没有新的材料。我在《历代法宝记》里面找到一条摩尼教徒和景教徒、佛教徒打仗的资料。外国人说你怎么找到的？我说就在1924年的《大正藏》里，但是你们是读基督教、摩尼教文献的，你们不读禅宗文献。实际上，在《四库存目丛书》印出来之后，用功的学生就会好好翻，因为这里有很多陈垣先生当年没有翻过的书，而陈垣把《四库全书》里的书基本上都翻过，是找不到摩尼教材料的。但现在古籍数字化以后，我们就有可能在小的馆藏里面发现一些珍贵的材料。

　　所以古籍数字化主要是两项，一是目录先发布，再是全文发布。这真是古籍发现的新时代，对于我们研究某一个方面的人帮助很大，这也是一个知识扩大的过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阅读。原来要去北海那边的国图看书，且不说从外地过去，即便从北大过去一趟也不是很方便。

　　现在古籍数字化建设也真是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时代，包括刚才上海图书馆介绍的“众包”的做法，把一些社会力量调动起来做古籍的数字化工作。

　　最后我想说的是，建议将来的古籍数字化工作更多地跟学术界合作、跟一些研究者合作。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有很多需求，哪些古籍先发布、哪些后发布，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战略。在某些研究上我们如何抢占一些制高点，比如说现在我们做“一带一路”的文献，特别像海上丝绸之路，这跟广东、福建、浙江这一带的地方图书馆有相当大的关系，特别是家谱这类文献，如果国家优先用资金支持这些图书馆开展这类古籍的数字化，那将是我们占据这个学术制高点的一个关键。当然做任何古籍的数字化，都会对于某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有用。比如说《赵城金藏》，虽然有《中华大藏经》的影印件，但是我们还是想看《赵城金藏》原本，这对我们现在整理旅顺博物馆收藏的佛典就非常有用。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原本，我们不知道《中华大藏经》是不是被描改过。所以，我希望图书馆界能够在今后的古籍数字化工作方面多跟学术界对话，大家在方向上勾画一个先后次序。

　　（作者荣新江，系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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