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史家的四长——史识

丙 史识

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做一个史家，须要何种观察力？这种观察力，如何养成？

观察要敏锐。即所谓“读书得间”。旁人所不能观察的，我可以观察得出来。凡科学上的重大发明，都由于善于观察。譬如苹果落地，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牛顿善于观察，就发明万有引力。开水壶盖冲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瓦特善于观察，就发明蒸汽机关。无论对于何事何物，都要注意去观察，并且要继续不断的做细密功夫，去四面观察。在自然科学，求试验的结果；在历史方面，求关联的事实。但凡稍有帮助的资料，一点都不可放松。

观察的程序，可以分为两种：

（一）由全部到局部何谓由全部到局部？历史是整个的，统一的。真是理想的历史，要把地球上全体人类的事迹连合起来，这才算得历史。既是整个的，统一的，所以各处的历史不过是此全部组织的一件机械。不能了解全部，就不能了解局部；不能了解世界，就不能了解中国。这回所讲专史，就是由全部中划出一部分来，或研究一个人，或研究一件事，总不外全部中的一部；虽然范围很窄，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是全部之一。比如我们研究戏曲，算是艺术界文学界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要想对于戏曲史稍有发明，那就非有艺术文学的素养不可。因为戏曲不是单独发生，单独存在，而是与各方面都有关系。假使对于社会状况的变迁，其他文学的风尚，尚未了解，即不能批评戏曲。而且一方面研究中国戏曲，一方面要看外国戏曲，看他们各方所走的路，或者是相同的，或者是各走各的，或者是不谋而合，或者是互相感应。若不这样做，好的戏曲史便做不出来。不但戏曲史如此，无论研究任何专史，都要看他放在中国全部占何等位置，放在人类全部占何等位置。要具有这种眼光，锐敏的观察才能自然发生。

（二）由局部到全部何谓由局部到全部？历史不属于自然界，乃社会科学最重要之一，其研究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法不同。历史为人类活动之主体，而人类的活动极其自由，没有动物植物那样呆板。我们栽树，树不能动；但是人类可以跑来走去。我们养鸡，鸡受支配；但是人类可以发生意想不到的行为。凡自然的东西，都可以用呆板的因果律去支配。历史由人类活动组织而成，因果律支配不来。有时逆料这个时代这个环境应该发生某种现象，但是因为特殊人物的发生，另自开辟一个新局面。凡自然界的现象，总是回头的，循环的；九月穿夹衣，十月换棉袍，我们可以断定。然而历史没有重复的时代，没有绝对相同的事实。因为人类自由意志的活动，可以发生非常现象。所谓由局部观察到全部，就是观察因为一个人的活动，如何前进，如何退化，可以使社会改观。一个人一群人特殊的动作，可以令全局受其影响，发生变化。单用由全部到局部的眼光，只能看回头的现象，循环的现象，不能看出自由意志的动作。对于一个人或一群人，看其动机所在，仔细观察，估量他对于全局的影响，非用由局部到全部的观察看不出来。

要养成历史家观察能力，两种方法应当并用。看一件事，把来龙去脉都要考察清楚。来源由时势及环境造成，影响到局部的活动；去脉由一个人或一群人造成，影响到全局的活动。历史好像一条长链，环环相接，继续不断，坏了一环，便不能活动了。所以对于事实与事实的关系，要用细密锐敏的眼光去观察它。

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还有两件应当注意的事情：

（一）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在历史方面，我们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的研究和批评，最易为前人记载或言论所束缚。因为历史是回头看的；前人所发表的一种意见，有很大的权威，压迫我们。我并不是说前人的话完全不对。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前人如果全对，便用不着我们多费手续了。至少要对前人有所补充，有所修正，才行。因此，我们对于前人的话，要是太相信了容易为所束缚。应当充分估量其价值，对则从之，不对则加以补充，或换一个方面去观察；遇有修正的必要的时候，无论是怎样有名的前人所讲，亦当加以修正。这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然以现代学风正往求新的路上走，办到这步尚不很难。

（二）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这件事情，那才真不容易。戴东原常说：“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蔽己。”以人蔽己，尚易摆脱；自己成见，不愿抛弃，往往和事理差得很远，还不回头。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的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颇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见自己有错误时，便应当一刀两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这种毛病，愈好学，愈易犯。譬如朱陆两家关于无极太极之辞，我个人是赞成陆象山的。朱晦翁实在是太有成见了，后来让陆象山驳得他无话可说。然终不肯抛弃自己主张。陆与朱的信，说他从前文章很流丽，这一次何其支离潦草，皆因回护前说所致。以朱晦翁的见解学问，尚且如此，可见得不以己蔽己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了。我十几年前曾说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这固然可以说是我的一种弱点，但是我若认为做学问不应取此态度，亦不尽然，一个人除非学问完全成熟，然后发表，才可以没有修改纠正。但是身后发表，苦人所难。为现代文化尽力起见，尤不应如此。应当随时有所见到，随时发表出来，以求社会的批评，才对。真做学问的人，晚年与早年不同；从前错的，现在改了；从前没有，现在有了。一个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战，那只算不长进。我到七十，还要与六十九挑战。我到八十，还要与七十九挑战。这样说法，似乎太过。最好对于从前过失，或者自觉，或由旁人指出，一点不爱惜，立刻改正。虽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毁掉亦所不惜。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精神，无论做什么学问，都应当有，尤其是研究历史，更当充实起来，要把自己的意见与前人的主张，平等的看待，超然的批评。某甲某乙不足，应当补充；某丙某丁错了，应当修改。真做学问贵能如此，不为因袭传统所蔽，不为自己成见所蔽，才能得到敏妙的观察，才能完成卓越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