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耐心聆听和表达能融化紧张气氛

　　持续数月的游行风波下，香港警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担负着维稳防暴重任的香港警务处机动部队中，为数不多的“警花”，却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她们中间，有人是20年的老警察，有些是入行3年的年轻人，一头短发，温和而干练。与男警员一样，女警员也要负重十几磅，站在冲突的最前线，在负责警戒的同时，她们还要跟示威人员沟通，试图以女性的温和去缓解紧张氛围。

　　近日，机动部队的女警官何林（化名）和女警员阿元（化名）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讲述她们在这场风暴中所面临的压力，被“起底”的困扰以及朋友的误解，她们为社会的撕裂而痛心，也感恩外界带给他们的支持和动力，“希望社会早点平息，大家一起坐下聊聊天。”

　　在冲突一线

　　“曾连续工作30小时，拿头盔当枕头”

　　新京报：最近几个月的游行活动中，女警员要承担哪些工作？

　　警官何林：香港的5个警区的机动部队每个都有170人。但现在的形势，170人是不够的，6月12日以来，我们日夜都穿着防暴服去示威现场。

　　我所在的机动部队有21个女警员，已经算多了，有的就只有两位。但机动部队女警员的招募、选拔、培训都和男警员一样，一起承担防暴工作，没有男女分别。

　　警员阿元：最辛苦的一次，连续执勤30多个小时。有时候处理游行，有时候处理殴打冲突。

　　每次行动，我们都会背着10几磅的东西，有长盾，也有长枪，需要走、跳、跑，有时一直走6公里，体力消耗到极点。戴防毒面具呼吸很困难，视野也会受影响，说话要很大声。

　　警官何林：我们每天上班时长说是12个小时，但平时可能会是十六七个小时。如果发生大型示威活动，甚至一两天不回家。随便在警局一个角落休息，或者睡在大街上，拿头盔当枕头。

　　新京报：在机动部队里，女警员会不会有更大的压力？

　　警官何林：女警员体能上不如男性，另外在现场要处理大量的女示威者。警务处男警员明显多于女性，如果处理一个现场，要拘捕很多女性的话，就要找更多的女警员帮忙，对她们进行搜身或者其他。女警员人手不足，压力会大一点。

　　有一次抓一个女暴徒的时候，我的队里只有我跟另一个同事是女性。所以，缉捕和押解都由我来做，作为大队长，除了做指挥部署、执行任务外，我还要亲自押解。

　　警员阿元：训练期间，不会对女性有特别的照顾，要求是和男警员一样的。但我们女生在很多层面上做得更好，应急训练时，我们需要换上防暴服，计时跑下来，女生是最快的。

　　我们的体能比起男同事始终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锻炼，去达到机动部队的需要。

　　谈冲突现场

　　“前线女警员真的能起到缓冲作用”

　　新京报：执行任务时会遇到哪些困难？

　　警官何林：有个很搞笑的事情。因为行动需要，机动部队的女同事必须要剪短头发，行动时我们会被误认为是男警员。

　　警员阿元：现场交涉时，有一些女市民会对我们讲脏话。我妈妈和我儿子也经常被她们骂，这是让人很难受的。但警员受到的专业训练有很强劲的支持，忍受得了，如果觉得压力太大，心理服务科也会给我们支援。不像一些媒体和示威者说的，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新京报：面对示威活动中不断升级的暴力，会有恐惧的时候吗？

　　警员阿元：6月暴力游行活动开始的第一天，我开始执行任务。那天在金钟附近，有交警被袭击，我和同事过去支援。入行三四年，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三四千人冲过来，这个拿着雪糕桶、那个拿着铁栏杆。这是我警察生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其实恐惧是不分年龄的，我们的装备就只有头盔，很多东西是挡不了的。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要撑下去，没办法退缩。

　　新京报：女警员在处理游行冲突时有哪些特别的作用？

　　警官何林：每个区都缺女警员，每个女警员都很宝贵。现在暴徒中女性的比例越来越多，现场拘捕引起的一些肢体接触甚至对话都会给男警察带来困难，这个时候就很需要女警员。

　　另外，在冲突现场，女警员的作用不可替代。我自己的经验是，女警员心思细腻，会更耐心聆听和表达，能更好地跟示威者沟通，融化一些紧张的气氛。刚柔并进的话，工作可以做得更顺畅一点。

　　警员阿元：有时我们会拘捕一些年轻的示威者，女警员就会跟他们讲，你们为什么要出来？他们就会说，同学出来，我也出来。更讽刺的是，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不打我，你们不是都打人的吗？我们的警长，有时会像妈妈一样对待他们。

　　我们也发现，男性和女性给警告的效果有分别，女性说会比较顺耳一点。我们警告说，你们现在是非法集会请往哪个方向离开，他们是会听的，有些时候他们会帮我们和示威者做些联络的事。前线女警员真的能起到缓冲的作用。

　　面对“被起底”

　　“担心家人没我们那么坚强”

　　新京报：8月以来，不断有警员资料被曝光遭到起底，你们是否也有类似困扰？

　　警官何林：现在我们大量警务人员都承受这样的压力。

　　在外面冲锋陷阵，保护市民安全，是警察的职责和使命，怎么辛苦我们都没有怨言。最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的家人和私人生活被影响。

　　一些暴徒宣传“黑警”，之前还有一些暴徒攻击警察宿舍。我们的玻璃被砖头全砸碎了，孩子躲到床底下哭。

　　我们的家人，甚至是朋友都会因为我们的工作而受到攻击、辱骂。一些警员受到不同程度的“起底”，轻一点的制服编号照片、家人的生活照被发到网上，还有一些公司将我们的身份证、地址、电邮发出去。

　　资料被曝光后，我曾经在凌晨一点的时候收到10个没来电显示的电话，连续打了10次才停下来。突然有一天我的电邮被拿去预订餐厅，又或者预订一些美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滋扰。

　　新京报：最担心什么？

　　警员阿元：除了个人，我们有些家人的资料也被人发上网，这比较让我们担心。

　　我也是年轻人，很多暴动的人跟我年纪差不多，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会出去游行。有一次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后，我在社交媒体上打了一段文字，只是抒发自己的感受，暴力是不好的，他们要停止。后来被我同学看到，他们就把我放上网，打了一大段文字骂我是黑警。

　　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能面对得了。但我的家人没有受过训练，万一他们被“起底”，我觉得他们没我们那么坚强。

　　新京报：那你们怎么应对呢？

　　警官何林：比如回家的时候开门输入密码，开始拿东西遮住，左右环顾才敢回家。

　　很好的是，警务部门里负责科技的部门，会很积极地给我们提供帮助。资料被放上网之后，我们可以通知负责科技的部门，他们会在24小时之内回复你，告诉你如何处理。比如在手机上安装拦截软件，该怎么保护自己和家人。他们之前也成功地清除网上泄露的资料，让我们有一些保障。

　　我们有心理医生，他们人很好，会给前线人员辅导、疏通，针对有孩子的警察，会给他们锦囊。有些人下班了大脑还在工作，他们会教我们怎么放松。

　　坚持的动力

　　“很多人走过会竖起大拇指说支持你”

　　新京报：高强度的工作下，怎么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警官何林：我作为一个机动大队队长，也是分区指挥官，算是两份工作。但家里的工作也重要，作为一个妻子，要做饭，要安全地把孩子送到学校，现在有很多困难。

　　6月9日正好是我孩子考试的时候，那天起我开始投身防暴工作。我的两个儿子，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6月9日开始，到我们再见面已经是四天后了。

　　那天为了见我，他们特意11点多才睡觉。小儿子的第一个问题是，妈妈，你4天的旅游好玩吗？他开玩笑说以为我去旅行了。我告诉他们，现在香港，某些人病得很厉害，妈妈要出去工作。

　　到他们考试，我都没有见到他们，更加不用说陪他们一块复习。我经常教他们尽力就好，但他们考得很好，大儿子还考到奖学金。

　　我丈夫也是一个警司，尽量把握住每天跟孩子见面的十几分钟，载他们去上学，了解他们在学校发生的事。

　　警员阿元：我们都是女儿，我妈妈80岁了，她会忍不住担心。我之前执行任务时试过告诉他们，他们的声音沉了一下，说你自己小心。再后来，我去执行任务就不告诉他们。

　　新京报：你们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

　　警官何林：有一天，执行任务的时候，儿子打电话来，就为了跟我说声加油，他说看到电视上说那天很危险，所以打电话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天晚上回去的时候，看到桌子上有个便利贴，写着“加油，我知道你昨晚进过我的房间。”

　　我的父母也是很担心的，但他们也知道我不能打电话。每次忙完后，我就告诉他们两个字：平安。

　　我自己觉得很幸福，我小孩那么乖，我的亲人都支持我。

　　我的朋友，甚至同学也打电话来问要不要照顾小孩。警务处也有很多支援，很多退休的同事会帮其他同事带小孩上学，这些是我们自救的方式，给了我很多动力。

　　作为大队长，我给自己和同事定的最大的目标是，齐齐整整上班，平平安安下班。

　　新京报：除了亲人、同事，会有来自外界的动力吗？

　　警官何林：学校的角色也很重要。我的小儿子告诉我，学校有些家长会告诉学生一些警察做得不好的地方，甚至会出现仇警的情况。我儿子会避开这个议题，和同学聊一下打球这些生活上的事。

　　学校教育得很好，教学生将心比心，比如说你家里被打烂了，你会怎么样？甚至是一面你很喜欢的旗，被人烧了会怎么样？我很幸运，只要孩子能在学校学到如何正确分析，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成长就够了。我相信香港还有很多这样的学校。

　　警员阿元：也会遇到很多支持我们的人，警队收到的慰问卡铺天盖地，也有捐款甚至饭盒。去不同的区执行任务，很多人走过竖起大拇指说支持你。

　　香港是有力量的，如果问我会不会不做警察，不会，虽然很多人骂我，我仍要继续做警察。如果真的没了警察该怎么办呢？遇到打家劫舍要怎么办？我会继续保护他们，无论他们怎么说。

　　最期望的事

　　“社会的撕裂让人痛心，希望尽快平复”

　　新京报：目前香港很多人对警察的工作产生了质疑。

　　警官何林：身边同事包括不是机动部队的警察，都会各自面对不同的困境。可能是兄弟姐妹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女朋友、妻子有不同看法。现在这个形势，很难完全不讲（这个话题），误解很深。

　　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学群，十几年了。8月11日那天，我带着同事在地铁站追捕暴徒，那晚，群里我的同学发了这段视频，接着他写了一句：对不起各位，我不能再留在这个群组里面了。

　　每次说起，我都有点伤心，20多年的感情因为现在的情况没了。他没有侮辱或者骂我，因为友谊对我还有一份尊重，但我不想只有做梦才能和他聊天。

　　新京报：会尝试去跟有误会的朋友沟通吗？

　　警员阿元：会的，我有加拿大的朋友，认识二十年了。有一天她发消息说：“现在警队已经非常黑了，要不你不要做了，你有硕士学位，不如离开吧。”她也给我看国外的报道，有些报道把警察描绘成坏人。我解释给她听，给她很多的建议，希望改变她的看法。

　　新京报：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情绪？

　　警员阿元：我不明白为什么香港会变成这样。现在的暴力在升级，真相很多人不知道。原来谎言说了100遍之后，就真的有人相信，说有强奸，有人就真的相信是有强奸。说有人死，就真的相信，天天有人去献花。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没关系，但不需要撕裂到这个地步。

　　警官何林：言论自由是香港的一个核心价值。我加入警队已经很多年了，处理游行示威这方面的工作比较多。只要是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我们会给便利，帮忙封路，甚至还会设定一个区域，之后还会帮他们清理干净。

　　新京报：3个月来，面对这些紧张的气氛，你有什么期望？

　　警官何林：希望有一天社会恢复正常。我绝对相信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维护好香港的治安、和平。

　　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做回朋友，一起坐下聊天。我想跟他们说，这个社会不只有两种颜色的，其实有很多颜色。

　　“在冲突现场，女警员的作用不可替代。我自己的经验是，女警员心思细腻，会更耐心聆听和表达，能更好地跟示威者沟通，融化一些紧张的气氛。刚柔并进的话，工作可以做得更顺畅一点。

　　我的朋友，甚至同学也打电话来问要不要照顾小孩。警务处也有很多支援，很多退休的同事会帮其他同事带小孩上学，这些是我们自救的方式，给了我很多动力。

　　香港是有力量的，如果问我会不会不做警察，不会，虽然很多人骂我，我仍要继续做警察。” ——警官何林

　　“我的家人没有受过训练，万一他们被“起底”，我觉得他们没我们那么坚强。” ——警员阿元

　　A08-09版采写、摄影/新京报特派香港报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