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戏曲70年

　　戏曲艺术如同古老的园林，奇花佳木千百年来置根神州大地，发荣滋长，蓊郁葱茏。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由于社会沉沦，经济凋敝，戏曲园地已是林木萧疏，许多树种几近枯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民族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在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同时，也积极进行文化建设。党和政府根据中国的实际，制订了正确的戏曲方针政策，努力修复戏曲文化生态。20世纪50年代初，党确定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1951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使这一方针得到具体落实。至60年代初，又形成了整理改编传统戏、创作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剧目政策。70年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当我们发现了失误，便认真纠正，经过广大戏曲工作者的艰苦奋斗，现在戏曲园地确已呈现出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绚丽景色。

　　整理改编传统戏:发挥滋养心灵的作用

　　如何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因此对每一项政策的认识和落实，具体讲比如对每一类剧目价值的认识和如何进行创作，都曾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古典剧目和传统剧目，这些剧目还有没有价值，如何使之流传于舞台，是首先遇到的问题。最先得到肯定的是那些具有反抗斗争精神和有较强现实意义的作家、作品。如经过整理改编的昆曲《十五贯》;1958年隆重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窦娥冤》《谭记儿》等作品被各剧种搬演。而《琵琶记》《长生殿》等作品则引起争论，学术界进行了多次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证明人民是不会轻易抛弃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优秀的民族文化空前重视。随着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不仅《琵琶记》《长生殿》《桃花扇》等古典名著都被搬演于舞台，许多沉没许久的传奇剧目以至杂剧剧目、南戏剧目也陆续被挖掘出来，搬演于昆曲和其他剧种的舞台。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举办过数次纪念汤显祖的学术活动，2016年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提议，中国与英国同时举行了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的学术研讨和演出活动，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近年来，表现历史文化名人也成为各地戏曲创作的一个热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得到高度重视并发挥了滋养人们心灵的作用，这是一座座看似遥远却仍然层峦叠翠的高山。

　　各剧种留下的传统剧目更是浩如烟海，题材内容非常广阔。郭汉城先生曾说，他的家乡浙江的地方戏，人们常说:绍剧“打江山”，越剧“讨老婆”。前者指反映帝王将相的袍带戏，后者指反映民间生活的小戏。它们大都是民间创作的，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但也常有粗俗的东西或带有封建性的糟粕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曲理论家首先从“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角度从总体上肯定了传统戏的价值，然后按照推陈出新的原则对其进行整理改编。在1952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共有23个剧种37个剧团演出了82个剧目。其中大部分是经过整理改编的传统戏，人们也正是从这些经过整理改编的优秀剧目中看到了中国戏曲不朽的价值。外国友人赞叹这些剧目如同擦去了污垢的明珠。各剧种演出这些优秀剧目的演员如京剧的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汉剧的陈伯华、豫剧的常香玉、越剧的袁雪芬、桂剧的尹羲等，成为各剧种的代表性人物，引领着各剧种的革新创造。

　　70年来，传统戏的整理改编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从重点强调剔除糟粕到重视尽量多的保留精华，从不得不“禁演”一些戏到不断地“化腐朽为神奇”，从五六十年代的莆仙戏《团圆之后》《春草闯堂》到八九十年代的川剧《田姐与庄周》《刘氏四娘》，开拓了传统戏曲蕴涵的价值，彰显了剧作家在推陈出新思想指引下所具有的创造力。悲剧、喜剧、悲喜剧，各种风格、题材的传统戏如浪漫的山花，开遍了祖国大地。

　　新编历史剧:体现历史研究的新成果

　　传统戏很多都来自古代的历史故事，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少作品的历史观不够正确，对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也不太在意。因此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编历史剧的要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20世纪60年代，有些历史学家又提出要为历史剧“正名”，把历史剧与传统戏区分开来。虽然剧作家、艺术家大多主张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教科书，必须进行艺术虚构，但新编历史剧对“历史真实”都给予了更多关注。所以70年来的新编历史剧显示出与传统戏不同的思想艺术特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强调历史剧的古为今用，所以在抗美援朝时期出现大量写信陵君因懂得“唇亡齿寒”道理而“窃符救赵”故事的戏，在三年困难时期出现大量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的戏。古为今用的负面便被理解为搞“影射”，“文革”期间，《海瑞罢官》等作品被曲解为影射攻击现实，作者受到残酷迫害。尽管有这些曲折，“文革”前也有多部优秀的历史剧存留史册。如粤剧《关汉卿》、京剧《谢瑶环》、黔剧《奢香夫人》、绍剧《于谦》等，它们表现了历史人物的崇高精神，表现了古代社会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生活风貌。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剧创作弘扬了表现历史人物精神的价值取向，剧作家更强调体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强调寻求今人与古人心灵的共振，近40年出现的优秀作品不胜枚举。莆仙戏《新亭泪》《秋风辞》、川剧《巴山秀才》、越剧《汉宫怨》、昆曲《南唐遗事》《陆游与唐琬》《班昭》、京剧《曹操与杨修》、湘剧《山鬼》《马陵道》、满族新城戏《铁血女真》、蒙古剧《满都海斯琴》、晋剧《傅山进京》、京剧《廉吏于成龙》《成败萧何》等等;以及花鼓戏《喜脉案》、闽剧《天鹅宴》、吉剧《一夜皇妃》、龙江剧《荒唐宝玉》、高甲戏《玉珠串》、闽剧《贬官记》、壮剧《歌王》、淮剧《金龙与蜉蝣》、梨园戏《董生与李氏》、芗剧《保婴记》等古代故事剧，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新时期以来的新编历史剧包括古代故事剧，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它们体现了历史研究新的成果，剧作家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剧作家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发挥艺术想象，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剧作家的创作个性得到充分体现，风格样式更加多样;剧本文学与舞台演出有了更紧密的结合，高质量的剧本与优秀演员的表演相得益彰，如尚长荣演出的曹操、魏征、于成龙，晋剧演员谢涛演出的傅山等，在舞台上呈现出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现代戏:表现生活的真善美

　　文化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即推陈出新。整理改编传统戏是直接进行推陈出新的创造，新编历史剧包括古代故事剧与传统的艺术样式切近，但时代感更强，同样是重要的推陈出新;而最能直接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是现代戏。现代戏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能脱离传统，但又必须反映出新的生活面貌，因此必须克服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上的许多矛盾。

　　戏曲表现现代生活一直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重视。在延安时期就对创作现代戏进行了尝试。1951年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即有评剧《小女婿》、沪剧《罗汉钱》、淮剧《王贵与李香香》等8个现代戏演出，并获得了奖励，增强了人们创作现代戏的信心。1958年“大跃进”，大家以高昂的热情创作现代戏，因为求快求多，许多作品艺术质量不高，但有生活积累并在艺术上有较高追求的剧作家和艺术家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创作出受到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如豫剧《朝阳沟》、评剧《金沙江畔》、京剧《白毛女》、锡剧《红色的种子》、沪剧《芦荡火种》等。1964年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戏创作，会后对其中一些作品继续加工提高，显示出现代戏也可能具有较高的艺术质量。但“文革”期间，“样板戏”独霸舞台，把传统戏、历史戏及“样板戏”之外的现代戏都赶下，则给戏曲和整个民族文化造成巨大灾难，严重破坏了戏曲生态环境。

　　“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全面地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三并举”的剧目政策，现代戏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生活发生急遽的变化，农村和城市都不断出现新事物，不断涌现新人。这些新的事物和新的人物都在戏曲作品中得到生动的表现。川剧《四姑娘》、湖南花鼓戏《八品官》、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豫剧《朝阳沟内传》、淮剧《奇婚记》等，既不回避生活中的苦涩，更使人们从中看到新生活前进的脚步，看到新人的成长。与此同时，越剧《报童之歌》《三月春潮》、秦腔《西安事变》、京剧《南天柱》等作品在舞台上塑造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拓展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现代戏不断向人性的深处开掘，在扬剧《皮九辣子》、采茶戏《榨油坊风情》、川剧《山杠爷》、评剧《三醉酒》等作品中塑造了有较大概括性的艺术形象。

　　现代戏不但要求表现生活的真，更要求表现生活的美。秦腔《大树西迁》《西京故事》表现广阔的生活内容，透过坚强的人物性格的描写，表现了地域性的特色和生活的壮美，秦腔《花儿声声》把花儿的柔美、人性深处的温情，糅合在“无情的”历史变迁中。

　　塑造好英模人物是时代对文艺创作提出的要求，但读懂英模人物的心灵需要一个过程，艺术创作需要典型化，因此创作此类题材的难度很大。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已出现了多部优秀的作品。如豫剧《焦裕禄》、评剧《母亲》、湘剧《月亮粑粑》、河北梆子《李保国》以及以真人为原型的表现普通妇女的沪剧《挑山女人》等，都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革命历史题材如豫剧《铡刀下的红梅》、湘剧《李贞还乡》、京剧《华子良》《浴火黎明》、淮剧《送你过江》、闽剧《生命》等对革命历史做出了更为深刻细密的解读。

　　对外国名著的改编，对五四以来优秀作品的改编，使现代戏作品增加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戏的新品质，融进了更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哲理思考。川剧《死水微澜》、京剧《骆驼祥子》、甬剧《典妻》、川剧《欲海狂潮》《贵妇还乡》、淮剧《小镇》等，从内容到形式都使人耳目一新，使戏曲舞台呈现出更为斑斓的色彩。

　　三类剧目的创作都是在实践探索中前进的。传统剧目在新社会还有没有价值，传统戏需不需要改编;既然有传统戏，还需不需要创作历史剧，历史剧应该怎样创作;戏曲能不能演现代戏，需不需要演现代戏，演现代戏对戏曲艺术的发展有利还是不利?对这些问题都曾经有不同意见的争论。70年戏曲发展的事实对此已作出无须再争辩的回答。但生活是不断前进的，新的题材需要有新的表现形式;戏曲传统的美需要不断进行挖掘，同时需要不断增加新的时代的美。因此三类剧目的创作都仍需不断探索。生活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都需要用辩证的观点不断加以解决。